从西方的腐败与反腐败谈起

    古今中外，腐败案件无论以什么形式出现，上演的都是“欲望”和“权力”的戏码。

    腐败是个世界性的“疑难杂症”，反腐败也是个世界性的“持久战”，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是每个国家执政者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

    “笼子”  并不总是管用

    所谓“笼子”，就是一套法律法规，加上相关执法机构。“笼子”到底管不管用，一看法律法规是否健全，二看执法是否得力。那么是否这两方面都做到位了，腐败问题就解决了?不尽然。

    美国的反腐机制不可谓不健全。从法律层面来讲，它有以总统令形式颁布的《政府道德准则》和由国会通过的《政府道德法》；从执法层面讲，具有司法功能的机构包括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刑事局公共诚信处、美国检察官以及根据《政府道德法》任命的独立检察官。

    尽管如此，美国官场贪腐从未消停过。仅以伊利诺伊州为例，就连续出了两届因腐败而被判刑的州长：一位是共和党州长乔治·瑞安，2003年被控犯有敲诈勒索、行贿受贿等22项罪名；一位是民主党州长罗德·布拉戈耶维奇，被控犯有卖官等24项罪行。

    可见，完全仰仗制度反腐是不够的。从本质上讲，制度反腐是一种被动消极手段，是一种滞后行为，永远处于“堵漏”中，不仅达不到完美境界，而且可能成为一件补丁摞补丁的“百衲衣”。

    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竞选经费改革中存在一个明显漏洞：《联邦选举法》只对直接捐给候选人的资金额度进行了限制，但对捐赠给政党的资金未加限制。这类不受法律限制的资金被称为“软钱”，饱受争议。2002年，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两党竞选改革法》，对“软钱”作了限制。

    可是，很快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了。一种名叫“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组织应运而生，只要不与某个政党或政客的竞选团队产生直接联系，不直接向其提供政治献金，即可接受无限额捐款，为特定竞选人助选。至于何为“直接联系”，何为“直接献金”，却没有明确界定，任凭各位自圆其说。

    治本  还得回归到人

    看来，制度设计再怎么精致，永远也比不过腐败者“钻空子”的无限创意。若要从根上反腐败，恐怕还得回到人本身。

    清代汪志伊在《警陈吏治之事疏》中说：“自古有治人而无治法，因一弊即立一法，而法卒不能周，立一法又生一弊，而弊终莫能除。且法愈密则规避愈多，则废弛愈甚。由此观之，与其详于立法，不如慎用于人，盖人正而弊自除也。”

    荀子提出“人之初，性本恶”，意义不在于揭示人性有多么丑陋，而在于强调教化的重要性。他的总论点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伪，就是“人为”。在他看来，性(本性)是恶的动物本能，伪(人为)是善的礼乐教化。一切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为后天努力的结果，道德从来都不是天赋的。

    这便给反腐败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它不再只是对“笼子”的修修补补，或总是慢一拍的“事后诸葛亮”，而是有了“预防”的可能。这就好比一个人，不单是生病了要吃药，同时也应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减少发病几率。对于整治一个社会的风气，这样的教化尤其重要。

    在美国的反腐机制中，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预防性”机构——政府道德办公室，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对政府官员进行教育，确保他们理解并执行有关法律和行政制度；另一个职责是在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的协助下，执行《政府道德法》所要求的财产申报。所有联邦机构都有“政府道德办公室”下派的官员，共100多名。他们又雇用了上万名专职或兼职人员，对基层公务员进行监督。

    新加坡多年来致力于反腐教育，廉洁思维现已成为其国民文化的一部分，这从最近发生的一桩小事可见一斑。一名保安逮到一名在地铁里喝水的女佣，按规定要罚300新元，并记录在案。女佣只有10新元，保安说：“这10元是不是给我买咖啡啊?放在桌上的书下吧。”然后从记录上划去了女佣的名字。一个月后，女佣的雇主知道了这事，于是报警。案件转交给贪污调查局跟进，保安因此被判坐牢一个星期，罚没贪污所得10新元，工作自然也没了。当一个社会对区区一只10元钱的“小苍蝇”都零容忍的时候，你没法不产生敬意，并惊诧于教育的力量，甚至对人性不再那么悲观。

    反腐的道路，其修远兮。如果说制度建设是硬件，那么教育归化则是软件；前者从外部施力，后者从内部攻心，两者得配合着使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