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之动：先秦主流价值观的变迁

    从理想的层面来说，无为政治、以道治国是治国的理想措施，人性的最高境界在于排除任何功利目的，发乎本性去行仁；面对现实，又不得不主张以法治国，提倡功利性的仁义。

　　春秋时期，思想家们开始重新思考天人关系，“天”的内涵由意志之天转变为自然规律之天。老子进一步从“天道”中提炼出“道”，以之作为万物存在的根据、价值的根源，并设计了“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主张以道治国、以道修身。

　　相对老子的政治价值观而言，孔子的政治主张更具体与现实，可以归纳为“为政以德”。德是道的具体化、现实化，具体体现为以“礼”为核心的“正名”思想，并提出以“仁”为中心的为己之学。孔子一再强调仁是为礼之本，如何重新使真实情感成为礼的基础，则是其后学所急需解决的问题。由此，《中庸》立“诚”为价值本体和根源：“诚者，天之道也。”天道落实到“人道”，即《中庸》所说“天命之谓性”，《性自命出》表述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至诚之道”的主张进一步夯实孔子仁学的根本。《大学》则进一步主张修身以治国，强化了修身的政治意义。

　　后继的孟子更侧重于以心论性。孟子从“恻隐之心”等“四端说”论证人性善，但人性之善“端”只是萌芽，还需要通过“居仁由义”来修养本性。孟子在孔子以“仁”为中心的修养论的基础上，强调“义”，仁义并举，并把孔子“推己及人”的修养论应用于政治，主张“行仁政而王”的王道政治。

　　与孟子不同，庄子把自己的思考重心放在了如何安慰个人心灵、实现精神自由。在庄子看来，人之所以不自由，除了外界客观环境的影响，人心的价值分别是造成人不自由的主要原因。基于此，庄子先后提出“齐物”、“心斋”、“坐忘”等修养方法，主张“以道观之”、“虚己以游世”，忘记尘世的困难，自由逍遥于内在的精神家园。与此同时，庄子从人性的差异性等方面对儒家所提倡的功利性仁义进行了深入而激烈的批评。

　　与庄子相比，道家黄老学派更侧重于治理国家的现实措施，其具体内容包括君无为而臣有为、静因之道、以法治国、循名责实等。《管子》四篇不仅强调蓄藏精气，还强调要把蓄藏的精气发出来，也就是德性修养要见之于行事，从而为黄老学派积极有为的价值观奠定了形上基础。

　　同为稷下学者，荀子则更多地继承了儒家的价值观，他主张“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重视王道与霸政的区别，主张通过“隆礼义”来推行王道。荀子说：“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在修养论方面，荀子从人的自然性的角度认定人性恶，主张化性起伪、礼义养情的教养哲学，更多地阐释了“礼”在政治思想与修养论中的重要地位。

　　荀子的学生韩非，在继承黄老以及法家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其“主刑名而任法术”的价值观体系。首先，韩非通过《解老》对老子之道做出了深入的解释，道“尽稽万物之理”。其次，韩非把老子的辩证法解读为一种实用的权术，一种役使臣下的方法。“执一以静”的人主之术不再完全以德性修养为目的，而是作为操作君术的心态。法、势、术构成了韩非政治价值观的核心。

　　先秦主流价值观的变迁，正如老子所言：“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从老子主张以道治国、学道以复性开始；孔子主张“为政以德”、提倡以“仁”为中心的为己之学，价值观的变迁体现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孟子在孔子价值观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义”提出来，仁义并举，这便是所谓“失仁而后义”；而荀子则主张“隆礼义”以行王道，提倡礼义养情，这便是“失义而后礼”。至于韩非主张以法治国，这便是“失礼而后法”。在这一由“道”落实到“术”的过程中，面对“术”所带来的弊端，思想家们也重视由“术”回溯到“道”。反映在政治价值观上，有道家黄老学派所主张的“执道用器”、“抱道执度”、“因道全法”；反映在个体精神领域，则有庄子以如何获得精神自由为哲学的中心话题。

　　先秦主流价值观的下落与回溯体现了“反者，道之动”这一运动变化，也凸显出一种共通的价值结构：从理想的层面来说，无为政治、以道治国是治国的理想措施，人性的最高境界在于排除任何功利目的，发乎本性去行仁；面对现实，又不得不主张以法治国，提倡功利性的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