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尖下的伦敦：从莎士比亚到伍尔夫

    从亚历山大到雅典，从罗马到佛罗伦萨，从巴黎到伦敦再到纽约，这些历史上历历可数的心灵之城，孕育了无数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可以这样说，城市是文学的摇篮。

　　在伦敦生活的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曾说，伦敦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聚集了众多的教堂、剧院、博物馆、音乐厅、行宫、美术馆、学院建筑，古典文化和流行文化都能在这里融合沉淀。在伦敦，能发现整个英国，也能发现整个世界的文化痕迹。

　　伦敦是英国的文学之城，从莎士比亚发轫，涌现出一大批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但他们的成就都笼罩在莎士比亚的光辉之下。本文中展示的这样一份伦敦的文学家名单，只不过是撷取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借他们的神来之笔来诠释伦敦在历史长河中所展现出来的不同面貌。

　　莎士比亚和环球剧场

　　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继位。在那之前伦敦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城市，不能与其他欧洲城市相提并论。她在位45年期间，英国的文学艺术呈现出繁荣景象，莎士比亚、克里斯托弗·马洛、本·琼森等人成为英国文艺复兴的领军人物。莎士比亚和他的环球剧场成为这一时期英国文学的心脏。

　　莎士比亚刚来到伦敦时靠做生意养家，1591年开始创作剧本。他加盟了博比奇剧院的“大总管剧团”。这个剧院没过几年就重新搬到了泰晤士河的河畔区，名为环球剧场，逐渐赶超河对岸的玫瑰剧院，成为伦敦最大的剧院。莎士比亚是环球剧场的股东，他创作的戏剧都在这里上演。那时，剧院的演出都是露天的，在伦敦最好的天气里，从5月一直演到11月，没有舞台灯光，演出一般从下午两点开始。而戏不是用来看的，是用来听的。高坐在剧院贵宾席里的观众不是为了看戏，而是为了被看。所以哈姆雷特会说“我们去听戏”。剧院里人声鼎沸，气味难闻，那时整个欧洲都不太讲究卫生，不爱洗澡，羊毛衣服也不过是在日光下晒晒而已，也没有公共厕所，观众可以把食物和酒带进剧场。

　　在维多利亚时代之前，南华克不是藏污纳垢之地，而是繁华商业区，既有无数妓女、劫匪容身，也是达官富贾的乐园。泰晤士河里漂满了垃圾，两岸设有很多码头，只要1便士就可渡河。河上只有一座伦敦桥，桥的两旁店铺、民居林立，其中就有莎士比亚常去的乔治客栈和怀特·哈特客栈。莎士比亚在《亨利六世》中提到了这些客栈：“难道是因为我以我剑打开了伦敦的城门，你就弃我于南华克的怀特·哈特客栈？”他的剧作中常有监狱场景，而南华克至少有5个监狱。

　　那时的伦敦人，害怕的不是饥饿，而是瘟疫和火灾。1564——1625年间，伦敦死于瘟疫的人数超过10万。《罗密欧与朱莉叶》中写道：“假如瘟疫肆虐，我们双双被困在一栋房子里，只要把门都封好，我们会安然无恙的。”

　　莎士比亚最后一个剧本《亨利八世》1613年6月在剧院上演时，道具爆破引燃的一个火星溅到了环球剧场的茅草屋顶上，从而引发一场大火，剧院被毁，幸运的是全场3000名观众毫发无伤，所有舞台道具、服装和剧本手稿也被抢救出来，那时莎士比亚一半的剧本还未来得及出版。

　　佩皮斯的伦敦日记

　　17世纪，宗教争端占据着英国的政治舞台。教会与王室之间的矛盾此起彼伏，伦敦成为福音派清教的发源地。在前半个世纪里，暴乱、演讲、骚乱、政治人物被砍头等事乃是司空见惯，但这不妨碍全国各地的人涌入伦敦。贵族来到这里做官经商、寻欢作乐，律师、医生、教师、乐师、珠宝商、裁缝、工匠等各行各业的精英们来到这里谋求工作机会。

　　1605年，一位西班牙贵族女士路易莎·卡瓦哈尔来到伦敦，一住就是9年。她给亲友写了许多信，保存下来的有150封，详细描述了她在伦敦的见闻和感受。“这里吃的东西看上去很好，但是根本没有气味，也几乎尝不出味道，又没有多少营养。”17世纪初的伦敦人口不过20万，但是非常喧闹。“有时候晚上睡觉隔着墙听到他们的喧闹声扰得我精疲力竭，烤肉的声音，吃喝玩耍的声音，到了星期五格外恶劣。”当然，伦敦卫生条件之恶劣，让卡瓦哈尔更是无语叹息。头天运送黑死病人尸首的车子第二天居然就往市场运送萝卜了，“英格兰的瘟疫简直比埃及还多！”

　　1660年第一天，一个叫塞缪尔·佩皮斯的年轻人开始写日记，10年间写满了6个笔记本。起初他在乔治·唐宁的办公室担任兼职（英国最著名的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就以此人命名），后来跟随王政复辟人士搭船前往荷兰迎接查理二世回国，于是得以在海军委员会获得一份新工作，地位和待遇都得到大幅提升。他流连于酒店、啤酒屋等社交场合，在日记中不厌其烦地絮叨着自己的生活、房子、朋友以及雄心壮志，详细地记录下每天的所作所为，哪怕这一天只是吃了一顿饭或者看了一场戏，还有他那些层出不穷的风流韵事。进入上流社会的佩皮斯，其日记中不时透露出伦敦虚荣的时尚风向以及一些社会习俗。“我发现不管花多少钱，我都必须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佩皮斯在日记中记录了伦敦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个大事件：1665年的大瘟疫和1666年的大火。大瘟疫爆发那年，“我看到一个浑身溃烂的病人被放在一辆出租马车上拉着沿格雷斯教堂街走，正好经过我身边”，“听到可怜的佩恩已经掩埋了一个孩子，他自己也生命垂危”。这场瘟疫造成8万到10万人丧命，伦敦的经济也随之崩溃。不过此后，伦敦算是真正和瘟疫说拜拜了。

　　第二年9月发生的大火，把历史悠久的中世纪伦敦几乎全部烧毁，城墙内4/5的城区被夷为平地。87座教堂，13000多所房子，44个出租马车行被烧毁，10万人无家可归。幸运的是，只有8人丧生。大火整整燃烧了4天，佩皮斯最初几乎每隔一小时就会记录一次大火的情形。“每个人都在拼命转移自己的家当，有的顺手就扔进了泰晤士河，有的把它们带到渡船上。穷人们待在自己的房子里，直到火烧眉毛才跑去船上，或者就从河边的一个梯子爬到另一个梯子。”大火之后伦敦重建时，保留了伦敦古老的街道布局，但街道拓宽，所有的房子都要用砖头或石头建筑，设置了首批行人专用通道。这场大火推动了伦敦向西发展，因为富人们发现住在城墙外更加安全。

　　约翰逊的快乐伦敦

　　18世纪初的伦敦基本在废墟上建立起来了，人口不断增加。伦敦城朝四周扩张，新移民居住在工业相对集中的城市东部和南部，而富人们则移居西部和北部，那里成为伦敦最适宜居住的新区。

　　这一时期，四位名叫乔治的国王统治英国。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间歇性地爆发，伦敦则陷入了一波波的地产热潮中。贵族富贾将大量资本投入伦敦西区的扩建中，大量带有花园、露台的房子建立起来，且将街道、广场名称冠以贵族之姓氏，令上流社会趋之若鹜。“在城市的富人区拥有一所漂亮的住房是绝对必要的。找房子就像找老婆。”作家詹姆斯·博斯威尔于18世纪60年代如此描述伦敦人对时尚住所的渴望。有了花园，伦敦人才有了施展园艺才能的舞台。园艺逐渐成为贵族传统教育的一部分。1759年，伦敦西南部建起了一个皇家植物园——邱园。从王室成员到普通市民，园艺一事对于英国人犹如足球一样重要。

　　“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这一时期最受英国人欢迎的女作家简·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中，开门见山地道出了班纳特太太之流的心声。女孩们希望通过参加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能找到英俊富有的达西先生。这种观念至今未衰。法国人发明了沙龙，而18世纪的伦敦发明了社交季。每年8月前的几个月，是伦敦气候最好的季节，伦敦上流社会会举行层出不穷的社交活动，如舞会、晚宴、赛马等。19世纪起，社交季的时间明确固定下来，起自4月止于8月。

　　这时期的伦敦有咖啡馆、啤酒馆，有露天公园、游乐场。18世纪三四十年代，伦敦城里有6000家小酒馆出售很便宜的劣质酒。1737年来到伦敦的外乡人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最喜欢的两家酒馆老柴郡奶酪酒馆和安可酒吧至今尚存，其中老柴郡奶酪酒馆后来有许多名人光顾，包括查尔斯·狄更斯、马克·吐温、威廉·萨克雷、柯南·道尔等人。

　　16世纪时伊丽莎白一世鼓励并资助年轻人去欧洲大陆旅行，英国需要有知识、知进取、有国际视野的人才。而到了18世纪，去欧洲大陆旅行已成为伦敦人绅士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他们看来，旅行最重要的是能够帮助伦敦人在内的英国人克服对海外民族的偏见以及偏狭的世界观。

　　“早晨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成名，成了诗坛上的拿破仑。”《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的出版让乔治·拜伦的成名来得太早也太容易。在出名前，他也曾接受绅士教育到国外旅行。伦敦太大，而伦敦上流社会的圈子却极小。因社交界明星卡罗琳·兰姆夫人的宣传，该书一出版立即成为伦敦人谈话的中心。如果不谈论拜伦，差不多要被当作时代的落伍者。4年之后，由于社交生活上的放荡，拜伦遭到上流社会的嘲讽，最后愤懑离开英国。这就是伦敦的上流社会，充斥着虚伪、盲从、势利的陋习。拜伦因此对伦敦又爱又恨，“一个该受到诅咒的地方，但也是这个世界上（至少是英国）唯一一个有趣的地方”。

　　查尔斯·兰姆，一个从未离开过伦敦的公司白领，通过《伊利亚随笔》算是把伦敦写活了。1801年1月，兰姆的同学、大诗人华兹华斯邀请他到乡间游玩，兰姆写信回绝，说伦敦之美使他不忍离开几天：“通宵任何时刻，只要你醒着，生活都不会睡大觉；舰队街上不可能有沉闷乏味的时候；种种人群，甚至污秽和泥泞……由于看到这样绚丽多彩的生活画面，不禁心中充满欢乐，以致流下眼泪。”“我的感情完全是地方性的，纯粹是地方性的。我对于树丛和山谷没有热情。”

　　狄更斯的雾都情结

　　19世纪的伦敦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从1811年的100万，到1901年时已增长至近700万。1837年，18岁的维多利亚女王继位，成为英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国君。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已是称霸全球的大帝国，万国博览会显示了伦敦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地位。这里有着富丽华美的海外纺织品，最讲究的美味食物，贵重的宝石、水晶和瓷器，精致悦目的奢侈品，众多的美术馆和博物馆，也有着残酷暴虐的杀人工具。

　　伦敦社会的贫富分化越发明显。大量移民涌入，贫民窟人满为患，引发大量死亡。11岁时来到伦敦的查尔斯·狄更斯，是最能反映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社会氛围的小说家。在他的笔下，“七街口”是一片由街巷和小院落交错密布的陷阱，是贫困、肮脏、愚昧交织而成的大罗网。穷人陷在里面几乎要发疯，到处是泼妇、刁民、妓女、醉鬼、扒手、囚犯、烟囱男孩，一片疯狂的情景。《雾都孤儿》《荒凉山庄》《小杜丽》《圣诞颂歌》等小说，呈现出19世纪伦敦下层生活全景，喧闹、肮脏、拥挤、混乱。“大雾弥漫——大雾遮盖了流淌于一排排轮船和肮脏的大城市的污染水源之间的泰晤士河……大雾钻进了格林威治那些领取养老金者的眼睛与喉咙——桥上的过路人透过桥栏看到了下面的云雾，他们笼罩在大雾之中。”

　　狄更斯对伦敦感情最深的地区应属南华克，他的许多小说都是以这里为背景。在《匹克威克外传》中，这里的客栈是“布局凌乱、形状怪异的高大的老房子，里面有走廊、通道和楼梯，它们又狭窄又破旧，足以为一百个鬼故事提供创作素材”。其中，乔治客栈是伦敦目前唯一尚存的有画廊的客栈，《小杜丽》中的蒂普就是在这里写下请求信。离乔治客栈不远有一个叫怀特·哈特的客栈，狄更斯安排匹克威克在此会见了山姆·韦勒。这家客栈在1889年被拆除。约翰逊最喜欢的老柴郡奶酪酒馆坐落在舰队街上，狄更斯也常去光顾。《双城记》中悉尼·卡顿和查尔斯·达尼在舰队街吃饭的酒吧就是以此为原型。

　　1820年，美国小说家华盛顿·欧文出版了描述伦敦风情的《见闻札记》一书，引发了美国人游欧的热潮。带着朝圣心情来到英国的美国诗人爱默生说，伦敦的烟、雾、潮湿，以及下层人民的肮脏、贫苦非常可怕。伦敦的“老习俗、老穿着、老排场”，犹如“中世纪仍在伦敦的街头潜行”。19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人亨利·詹姆斯游历英国，写下了游记《英国风情》。他用俏皮、嘲讽的口吻描述对伦敦的记忆。“除非我们爱上伦敦的缺点，我们远远不会深深地爱上它。”“伦敦是如此笨拙，如此野蛮”，“无疑是一个脏乱差的国度”，“没有一定的高度，建筑物就不会给人留下印象，而伦敦的街景决没有那种傲岸的气派”。伦敦人恪守传统，给世人以因循守旧乃至极端保守的印象。他们的自律沉稳、寡言少语，估计让来自热情洋溢的北美大陆的詹姆斯难以适应。至今，伦敦的私人旅馆和公寓里的设施让许多外国游客感到很尴尬，认为他们是故意给外国人制造麻烦。而且伦敦人的民族自信心，使他们相信一个城市的地位并不由建筑物的高度所决定。

　　战争阴影下的伦敦

　　随着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英国“日不落帝国”的地位受到威胁和动摇。20世纪初的伦敦，各种社会问题涌现，东区环境日益恶化，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改善，而富人仍迫不及待地搬去西区。维多利亚时代的宁静被打破了。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攀到了巅峰，也跌落到低谷。伦敦见证了这一切。

　　一战爆发之前，剑桥大学文学社团“使徒社”的成员们每逢星期四，便在布鲁姆斯伯里戈登广场的一幢房子里聚会，探讨文学、艺术、政治等话题，弗吉尼亚·伍尔夫作为聚会召集者索比·史蒂芬的妹妹，最初只是个旁观者。这些人成为布鲁姆斯伯里文人圈的第一批成员。伦纳德·伍尔夫、罗杰·弗莱、邓肯·格兰特、梅纳德·凯恩斯通过这个小组，成为莫逆之交。这个文人圈名噪一时，以弗吉尼亚·伍尔夫姐妹与莫雷尔夫人为两个中心的茶会和沙龙，是当时伦敦文人艺术家交往的经典一景。文人们对于下午茶，就如上流社会的贵妇人们一般倾心。

　　弗吉尼亚是地地道道的伦敦人，童年时住在代表中产阶级的肯辛顿社区。1912年，她嫁给了伦纳德·伍尔夫，但是不久她就精神崩溃，并试图自杀。1915年，夫妇俩搬到了里奇满的天堂巷，在家里创办了霍加斯出版社。这个出版社曾拒绝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却出版了艾略特的《荒原》，也出版弗吉尼亚自己的小说。她的小说与伦敦密切相关，充满时代气息。“初春的伦敦，有初绽的蓓蕾，亦有怒放的鲜花，跟花圃里展览的花儿争奇斗艳。伦敦的花儿是如此之多，邦德街以及附近的社区内很多家都大门敞开。”她的第二部小说《夜与日》写到了玛丽·达切尔参加了妇女参政的运动，表达妇女权益不仅对妇女、也对人类有益。透过玛丽·达切尔的言行举止，弗吉尼亚巧妙地传递着自己的思想主张，她是女权主义运动的活跃分子。

　　《达洛维夫人》描述了几个人徒步穿过摄政公园、特拉法加广场、牛津街和皮卡迪利等伦敦知名地方的所见所闻所思。这令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书迷们非常着迷，要亲自沿着小说人物走过的路线走一遍。在达洛维夫人的世界里，那是由居住在梅费尔和威斯敏斯特高档社区的上流社会组成的，而其他人物都住在伦敦外围。

　　20世纪20年代，为了体验生活、收集创作素材，埃里克·布莱尔换上了破烂衣裳钻进了伦敦的贫民区，以流浪汉的身份混迹于下层人士之间。其间他穿着同样的行头在巴黎也体验过一把流浪汉的生活。1931年，他的《巴黎伦敦落魄记》手稿完成，1933年出版，署名是其流浪汉时的化名乔治·奥威尔。奥威尔努力向读者展示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伦敦，详尽描述了流浪生活的细枝末节。“我们到了伦敦之后，离宿舍开门还有8个小时。真奇怪我们竟然对很多事情视而不见。我来过伦敦无数次了，但是直到那天我才注意到了伦敦生活中最糟糕的一面——在伦敦坐下来都得花钱。”为了体验圣诞节坐监狱，奥威尔故意喝醉，被警察抓进牢房。这一夜坐牢经历后来被他写进了《1984》。战争期间，奥威尔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这段工作经历也被他当成了创作素材，出现在《1984》中。1949年，年仅46岁的奥威尔因肺结核病在布鲁姆斯伯里大学附属医院猝然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