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 烦

    沈从文先生很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他认为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烦。意思就是锲而不舍，不怕费劲。

　　沈从文先生去世后，弟子汪曾祺有一篇《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的文字，题借傅汉斯、张充和夫妇寄自美国的挽词：“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汪先生认为，这一嵌字格挽辞非常贴切，把沈先生一生概括得很全面。汪先生接下来谈到，沈先生很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沈先生认为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烦。他对别人的称赞，常说“要算耐烦”；看见儿子小虎搞机床设计，说“要算耐烦”；看见孙女小红做作业，也说“要算耐烦”。在汪先生看来，沈先生的“耐烦”，意思就是锲而不舍，不怕费劲。

　　沈先生的“耐烦”用法，与“传统”的不大一样。传统上，耐烦有几个意思，比如“耐心，不怕麻烦”。嵇康名篇《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认为自己在人伦之礼、朝廷之法方面，“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其中排在第七的不堪，就是“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这是说，自己性情本不耐烦，职事却忙忙碌碌，而让那些东西纠缠着心神，加上逢场作戏的世故人情搅扰，根本不能忍受。又比如耐烦还是“忍受烦闷”。冯梦龙编纂的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蒋兴哥去广东结账，原打算“好歹一年便回”，结果因为“得了个疟疾。一夏不好，秋间转成水痢”，耽搁了。这边蒋兴哥“虽然想家，到得日久，索性把念头放慢了”，那边浑家王三巧儿也动了春心，卖珠子的薛婆受陈大郎之托，便来了个欲擒故纵。她说儿子开的店“只是接些珠宝客人，每日的讨酒讨浆，刮的人不耐烦。老身亏杀各宅们走动，在家时少，还好。若只在六尺地上转，怕不燥死了人”。三巧儿便道：“我家与你相近，不耐烦时，就过来闲话。”这些“耐烦”，就与沈先生的南辕北辙。

　　《玉光剑气集》载，有个初次为令的人求教于耿楚侗，官该怎么当。楚侗告诉他：“耐烦。”那人不大理解，楚侗在强调“耐烦未易言也”的同时，还是从几个方面讲给他听。其一，“令之职，宣上而达下者也，诸所关白，上或有格，不耐烦则愤，愤则上下之情睽矣。惟耐烦始能积诚委曲以相感”，这是说对“上”。其二，“下而甿隶之子，鄙固狂悍，抵突咆哮，不耐烦，则淫怒以逞，失其当者多。惟耐烦而后能原情察理”，这是说对“下”。其三，“至如宾旅之往来，竿牍之造请，非耐烦则必有草率获戾之处。勾稽之琐委，犴狴（即监狱）之堤坊，非耐烦则必有疏漏之愆”，这是说处理具体事务。最后，耿楚侗的总结很有意思：“耐烦是为令之要领也。若服官而廉，尤为女而贞，分也，何奇特之有？”他觉得：“负其廉而自矜，由是不耐烦以承上而傲上，不耐烦以恤下而暴下，不耐烦以酬世理纷，而惰慢丛脞，所不免矣。”

　　当官需要“耐烦”的理论，未知是否正由耿楚侗所创，不过，前人的诸多经验之谈往往未得其名，而道其实。如元张养浩《为政忠告》，对官员任命下达时该如何、上任时该如何、听讼时乃至闲居时该如何，都有详细“忠告”。就说上任吧，“比入其境，民瘼轻重，吏弊深浅，前官良否，强宗有无，控诉之人多与寡，皆须尽心询访也。至则远居数舍，召掌之者语其详疏，其概先得其情，下车之日，参考以断。”因为没有这些必要的铺垫，就很容易开黄腔，而“一语乖张，则必贻笑阖境”。做到这些，显然就需要耐烦。晚清重臣曾国藩，更有“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的概括。曾国藩几乎被视为近代“完人”，居官者欲效仿之，就要得其精髓了。

　　《与山巨源绝交书》的由来，在于“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没有耐住隐退的寂寞，终于在40多岁的时候出仕。在他任尚书吏部郎时，他想请嵇康代替自己的职务。应该是出于一片好心吧，但嵇康写了这封绝交书，责怪他不该纠缠自己出仕，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好在嵇康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明知自己会不耐烦，就不去占着官位。可惜的是，嵇康的借题发挥过于尖锐深刻，尤其是他那“甚不可者二”中的其一，“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司马昭“闻耳怒焉”，不久便杀了嵇康。为什么呢？清朝学者俞正燮认为，当时王肃、皇甫谧等为司马氏篡位制造礼教根据，而杜撰汤、武、周、孔的话，嵇康说过“篡逆之事，以圣贤为口实，心每非薄之，若出仕人间，不自晦止，必身显见此事，非毁抵突，新代所不能容”。因而嵇康不出仕，自家不耐烦还只是借口，最主要的是看清了当时政治的黑暗。

　　在耿楚侗的结论里，还拈出南宋心学大师陆九渊的“耐烦是学脉”，以为“耐烦”适用于方方面面，“非独为令要术也”。在另一篇回忆文章中，见到了沈从文先生自己对耐烦的解释：“北方话叫发狠，我们家乡话叫‘耐烦’，要扎扎实实把基本功练好，不要想一蹴而就。”则“非独为令要术”的“耐烦”，显然为沈先生在文学、文物等等他或热爱或不得已而为之的领域“践行”了，虽然二者的语意并不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