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意见的特殊价值

    中国古代的君主，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一般都设有“谏官”一职，这些谏官也称之为“诤臣”。“昔者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诤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诤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这些谏官或者诤臣是干什么的呢？是专为“谏争”之用的，用现在的语言表达，就是专门为提反对意见而设的官职。

　　所谓谏争，一般都是指臣子对君主而言的，其主要内容，就是臣子对君主的决定或者决策，用据理力争的方式，恳请君主改变主意、“收回成命”。谏争的目的，是为了使君主没有失误，继续保证“英明”，而为臣者的谏争之举，有些人说不过是为了表示自己对君上“忠心耿耿”而已。不过，在封建社会，这种所谓谏争之风，一直是被传为美谈的。

　　实际上，这里所说的“谏争”，也就是臣子对君主“提不同意见”。当然，一般所提的都是事关重大问题的不同意见，而且，这里的“不同”，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种“反对意见”，有一些谏争，表现得很激烈，甚至还发生过“以死相谏”之类的极端情况。当然，大多数情况下，是对君主进行劝说式的谏争。有一些封建君主，从维护自己统治这个目的出发，对谏争的价值有所认识，因此还设立了谏官这样的职务。中国史书上，曾经盛赞过唐太宗“从谏如流”的英明之举，而且史家认为，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与此是有因果关系的。

　　但是，既然谏争是臣下对君上提反对意见，是批评君主，所以，在君主专制时代，那些正直之士的谏争之举，仍然是有危险的。孔子就说过，臣下在向君主进谏的时候，要“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所以，臣下必须“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这就是说，臣子对君主提反对意见，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注意方法，适可而止；而且在进谏的过程中，要先取得君主的信任，再进行谏争，否则，就可能被认为是在对君主进行诽谤，那下场就可想而知了。

　　古今通理，居于领导地位的当权者，认真听取不同意见，诚非易事；至于耐心听取反对意见，对他们来说那就更难了。问题的症结何在呢？除了这些位高权重者妄自尊大的心理阻力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他们对“反对意见”的特殊价值，缺乏应有的认识，特别是对那些现代社会的领导者来说，由于缺乏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往往实际上是以形而上学的态度对待这些反对意见。古今中外的政治生活经验都一再说明，能不能正确对待反对意见，这是衡量政治家明智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从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我们还能够发现，领导者究竟如何对待反对意见，这也是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一个大问题。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前提，是有不同意见、不同派别，特别是有反对意见、反对派别存在，否则，说要实行民主，那就是无的放矢了。所以，如果有哪一个领导人说，他那里绝对没有不同意见、更没有任何反对意见，那么，可以肯定，他所说的“民主”是假的。

　　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在真正的民主政治中，不但会出现反对意见，甚至还会有某种反抗行为，这是正常的现象，否则，“绝对统一”、“完全一致”，那反而是不真实的了。美国早期政治家杰斐逊甚至这样说过：“对抗政府的精神在某些场合下是如此的可贵，我希望它永远存在。它常常被错误地运用，但即便错误，也比根本不用好。”当然，我们并不是要鼓励民众去对抗政府，但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治家，对民众的反抗精神，绝不能持形而上学的态度。所以，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是不是重视并且能不能认真对待反对意见和反对派，也是考察他们民主政治意识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们已经说过，对一个领导人的主导意见来说，能够认真听取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这对他们是有特殊价值的。那么，如果这样的不同意见，以比较尖锐的形式出现，这就可能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反对意见”了。逻辑的结论是，更加尖锐的不同意见——反对意见，就应该是更加有特殊价值了。不过，对这个问题，需要用辩证法的头脑去理解。

　　这些反对意见，对主导意见来说，为什么是有特殊价值的呢？它们的特殊价值又是什么呢？这里的关键是在这个“反对”之中。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体验，面对当权者的主导意见，能够表达不同意见，特别是能够表达明确的反对意见，这是需要勇气的；同时，这些反对意见的形成，也必定是一个自由思考的思想成果，而自由思考本身，就必然是一个创造性的思维过程。这样的思维过程，必然形成反对者的一些特别观点，而这些特别观点则是他们自由思考的智慧结晶。这就是所谓“反对意见”宝贵价值之所在。

　　在这里，我们强调领导者认真对待反对意见的特殊意义，不但是因为反对意见本身具有特殊价值，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当权者，究竟怎样对待反对意见。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以当权者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见为一方，以反对者所表达的独特思想见解为另一方，在由于当权者明智而形成的自由气氛中，两种尖锐对立的不同观点，必然产生激烈交锋。不同观点的交锋，这本身就是双方思想升华的过程，而对于领导者来说，这正是从中吸取智慧的绝好机会。当然，这就要看领导者是不是真正具有哲学头脑了。

　　对于这一点，英国大哲学家休谟阐述了一个极为深刻的见解，他说：“哲学需要完全的自由甚于需要别的特权，而且它之所以能够繁荣，多半是因为各种意见和辩论可以自由互相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