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向大师学什么

    上个世纪，中国的科技界、文化界、学术界曾一度星光灿烂，学贯中西的大师辈出。梅贻琦、陈寅恪、鲁迅、胡适、傅斯年、赵元任、李济等，用深刻的思想、精辟的见解、等身的著述，构筑起中华新文化的高地。他们博大的胸怀、高尚的情操、潇洒的风度，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

　　现在，许多人会如数家珍般提起他们的名字。而当我们一次次地走近大师，会不会在心里问上几遍：为什么会想起他们？我们该向他们学什么？

　　学他们的大境界。大师们大多是那个年代的“海归”。纵观他们的经历，我们不难看出，他们都是揣着一颗为祖国富强做学问之心而“放洋”的，胸中装的是“科学救国，振兴民族”的理想与抱负。学成之后，又迫不及待地回到祖国，盼望着用自己之所学，为苦难深重的人民服务。文博大家曾昭燏留学到达柏林那天，恰逢卢沟桥事变。她“沉闷愤激”，立即考虑应该为抗战做些什么事，后悔自己学的是历史考古，在祖国最需要枪炮弹药的时候，如果自己学的是化学，就可以制造炸弹，把日军军舰炸个粉碎。1933年，生物学家童第周在比利时比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教授让他再待一年，写一篇论文，可得一个特别博士学位。童第周说：“特别博士不要了，我想回国。”来到偏僻、简陋的李庄，没有实验室，没有仪器，他就在菜油灯下研究胚胎学。英国学者李约瑟问，布鲁塞尔有那么好的实验室，你为什么要到这样一个山村来呢？童第周答道，因为我是中国人。掷地有声的话语，是那一代学者的心音。

　　学他们的大眼界。我们看到，出洋留学的大师们都善于融会贯通，“师夷所长”，而不是“泥洋不化”，或者说喝了几点洋墨水，就不可一世。中国人类学和考古学之父李济，掌握了西方先进的田野考古方法后回国，“洋为中用”，考古学大幕就此在中国拉开。李济领导并参加了安阳殷墟等重大田野考古，使得发掘工作走上科学轨道，还造就出中国第一批高水平的考古学者。在殷墟和山东城子崖，梁思永等人采用西方最先进的科学考古方法，纠正了瑞典学者将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混为一谈和“粗陶器要比着色陶器早”的错误结论，进而推动了殷墟发掘中“地层学”这一先进考古技术方法的运用。王国维经过多年苦心钻研，成为利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第一人。

　　学他们的大事业心。前辈大师在苦难中矢志不移，在困顿中越挫越勇，在艰辛中笑傲人生。离开北平南下，梁思成、林徽因几乎丢掉了全部“细软”，却把古建筑考察原始资料紧紧带在身边。在李庄，林徽因肺病复发，连续几个月发高烧，梁思成就学着给她打针。即使是在不得不当卖衣物的情况下，他们仍坚持用英文写作并绘制《图像中国建筑史》，草拟《中国建筑史》写作提纲。李庄板栗坳牌坊头斗室里，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就着一盏煤油灯，完成了在甲骨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鸿篇巨制《殷历谱》。西南联大时期，闻一多、华罗庚两家14人，在房东用来堆包谷和柴草的土坯偏房里隔帘而居，窘迫和艰辛可想而知。想不到闻一多仍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轰动一时的神话专著《伏羲考》，华罗庚完成了饮誉世界数学界的不朽之作《堆垒素数论》。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大师们以事业为生命的顽强和在学术文化上的执着，诠释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深刻含义。

　　然而反观今天，有人或是发了几篇文章，或是出了一两本小册子，其实并没有自己的观点、新颖的思想和完整的体系，没有对文化和学术的贡献，就妄称为“大师”，欣欣然于别人的恭维、溢美；有人为了“出成果”，捞资本，不是拾人牙慧，就是剽窃、抄袭别人的东西，或者采取“复制”、“粘贴”的办法，拼接出“著作”、“论文”；有人没有“十年磨一戏”的韧劲，不愿做艰苦细致的研究探索工作，静不下来，沉不下去，而是自作聪明，走旁门左道，今天一个“惊天发现”，明天一个“在中国第一次提出”，标新立异，哗众取宠。

　　眼下，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年代，因为快速，也就使得一些人心浮气躁，功利主义盛行。对照前辈大师，我们应该认真扪心自问：如何让大师的背影不远去？如何留住大师的“精”、“气”、“神”？如何成为大师的“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