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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立”然后“文化立”
作者：中国纪检监察报
来源：温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时间：2012-07-01
关于鲁迅精神，大家谈得最多的一点，就是“立人”。在他看来，中国要在与世界列强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鲁迅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激越变革的时代，既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又有破茧新生的希望。西方帝国主义的肆意扩张，将老大中国逼到了一个背水临渊的绝境，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打算为国家的新生和富强设计一套背水一战、临渊一跃的方案，从而在世界文明的竞争中胜出。从龚自珍提出“自改革”，即自上而下的自我改革开始，到20世纪初，已经过去整整100年，其间两大改革运动——洋务与维新，虽已烟消云散，但足以刺激后来者进一步思考：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从鲁迅的《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文章中，我们看到了这位思想先驱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与众不同的理念和思路。针对当时思想界、文化界言必称“希腊”，视西方文明为神灵，以为只要拿来定能生效的风尚，鲁迅冷静地看到，这是“使中国之人，由旧梦而入于新梦，冲决嚣叫，状犹狂酲。夫方贱古尊新，而所得既非新，又至偏而至伪，且复横决，浩乎难收，则一国之悲哀亦大矣”。他认为，要纠正这种偏颇，只能从两方面入手，“曰非物质，曰重个人”。
他所谓重个人，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个人利己主义，而是张扬人的个性，觉悟人的尊严，确立自我意识，学会独立思考，决不人云亦云。人所以立，这是个前提。但他看到，社会流弊所至，往往是“夷峻而不湮卑”，特立独行、卓尔不群的人一定没有生存空间，结果是“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创新文化的可能因此变得微乎其微。他特别指出：“更睹近世人生，每托平等之名，实乃愈趋于恶浊，庸凡凉薄，日益以深，顽愚之道行，伪诈之势逞，而气宇品性，卓尔不群之士，乃反穷于草莽，辱于泥涂，个性之尊严，人类之价值，将咸归于无有，则常为慷慨激昂而不能自已也。”这时的鲁迅，受到尼采的影响，思想中或有一些精英意识，寄希望于“一二天才之出世”，相信有所谓超人的存在，“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但说到底，他更希望人人都成为有个性、有尊严、有自我意识、能独立思考的“新人”，而不要把看似异类的“新人”扼杀在萌芽之中。
说到这里，精神与物质孰轻孰重的问题不能不拿出来讨论一番。鲁迅对人类文明的过度物质化有一种深深的忧虑，在他看来，即便物质文明是现实生活的基础，但如果“崇奉逾度，倾向偏趋，外此诸端，悉弃置而不顾，则按其究竟，必将缘偏颇之恶因，失文明之神旨，先以消耗，终以灭亡，历世精神，不百年而具尽矣”。他认为，这种弊端到了19世纪后半叶已经变得昭昭然，“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所以，他不主张跟在西方世界后面亦步亦趋，“夫安弱守雌，笃于旧习，固无以争存于天下。第所以匡救之者，缪而失正，则虽日易故常，哭泣叫号之不已，于忧患又何补”？那么，如何才能不失其正呢？他指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说到底，鲁迅精神的价值就在于，他发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所以强盛的秘密，即所谓“根柢在人”。而这个“人”，一定是具有独立、自由之精神，以及完善的心智和人格的人。这是鲁迅精神的核心，也是其精神的出发点和归宿。为什么鲁迅在这些文章发表之后不久毅然放弃学医而从事文学创作？其原因就是他在《呐喊》自序中所说：“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而且，鲁迅以其一生践行了他的思想，他的这支笔贡献于中国文化的，是一座很难攀越的高峰。
由此可见，鲁迅精神昭示于当代文化建设的，首先就是在“立人”这件事上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文化产业固然很重要，但如果人“立”不住，产业将不可避免地空壳化。这是因为产业需要内容做支撑，而内容是需要人来创造的。创作者所能达到的精神境界，决定着文化产品精神内涵和审美品质的高低。而文化产品本身，又承担着“改变他们的精神”的责任和义务，而绝不仅仅是一种消费品。这也便是梁启超所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当然不止小说，诗歌、戏剧、电影、电视、音乐、美术，举凡一切文艺，没有例外。当下一些文艺作品热衷于表现人的动物本能和物质欲望，消解或削弱人的精神意义和价值，还美其名曰人性化、凡俗化，其实已经背离了鲁迅关于“立人”的精神，把人变成了物的奴隶。
鲁迅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激越变革的时代，既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又有破茧新生的希望。西方帝国主义的肆意扩张，将老大中国逼到了一个背水临渊的绝境，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打算为国家的新生和富强设计一套背水一战、临渊一跃的方案，从而在世界文明的竞争中胜出。从龚自珍提出“自改革”，即自上而下的自我改革开始，到20世纪初，已经过去整整100年，其间两大改革运动——洋务与维新，虽已烟消云散，但足以刺激后来者进一步思考：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从鲁迅的《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文章中，我们看到了这位思想先驱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与众不同的理念和思路。针对当时思想界、文化界言必称“希腊”，视西方文明为神灵，以为只要拿来定能生效的风尚，鲁迅冷静地看到，这是“使中国之人，由旧梦而入于新梦，冲决嚣叫，状犹狂酲。夫方贱古尊新，而所得既非新，又至偏而至伪，且复横决，浩乎难收，则一国之悲哀亦大矣”。他认为，要纠正这种偏颇，只能从两方面入手，“曰非物质，曰重个人”。
他所谓重个人，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个人利己主义，而是张扬人的个性，觉悟人的尊严，确立自我意识，学会独立思考，决不人云亦云。人所以立，这是个前提。但他看到，社会流弊所至，往往是“夷峻而不湮卑”，特立独行、卓尔不群的人一定没有生存空间，结果是“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创新文化的可能因此变得微乎其微。他特别指出：“更睹近世人生，每托平等之名，实乃愈趋于恶浊，庸凡凉薄，日益以深，顽愚之道行，伪诈之势逞，而气宇品性，卓尔不群之士，乃反穷于草莽，辱于泥涂，个性之尊严，人类之价值，将咸归于无有，则常为慷慨激昂而不能自已也。”这时的鲁迅，受到尼采的影响，思想中或有一些精英意识，寄希望于“一二天才之出世”，相信有所谓超人的存在，“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但说到底，他更希望人人都成为有个性、有尊严、有自我意识、能独立思考的“新人”，而不要把看似异类的“新人”扼杀在萌芽之中。
说到这里，精神与物质孰轻孰重的问题不能不拿出来讨论一番。鲁迅对人类文明的过度物质化有一种深深的忧虑，在他看来，即便物质文明是现实生活的基础，但如果“崇奉逾度，倾向偏趋，外此诸端，悉弃置而不顾，则按其究竟，必将缘偏颇之恶因，失文明之神旨，先以消耗，终以灭亡，历世精神，不百年而具尽矣”。他认为，这种弊端到了19世纪后半叶已经变得昭昭然，“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所以，他不主张跟在西方世界后面亦步亦趋，“夫安弱守雌，笃于旧习，固无以争存于天下。第所以匡救之者，缪而失正，则虽日易故常，哭泣叫号之不已，于忧患又何补”？那么，如何才能不失其正呢？他指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说到底，鲁迅精神的价值就在于，他发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所以强盛的秘密，即所谓“根柢在人”。而这个“人”，一定是具有独立、自由之精神，以及完善的心智和人格的人。这是鲁迅精神的核心，也是其精神的出发点和归宿。为什么鲁迅在这些文章发表之后不久毅然放弃学医而从事文学创作？其原因就是他在《呐喊》自序中所说：“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而且，鲁迅以其一生践行了他的思想，他的这支笔贡献于中国文化的，是一座很难攀越的高峰。
由此可见，鲁迅精神昭示于当代文化建设的，首先就是在“立人”这件事上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文化产业固然很重要，但如果人“立”不住，产业将不可避免地空壳化。这是因为产业需要内容做支撑，而内容是需要人来创造的。创作者所能达到的精神境界，决定着文化产品精神内涵和审美品质的高低。而文化产品本身，又承担着“改变他们的精神”的责任和义务，而绝不仅仅是一种消费品。这也便是梁启超所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当然不止小说，诗歌、戏剧、电影、电视、音乐、美术，举凡一切文艺，没有例外。当下一些文艺作品热衷于表现人的动物本能和物质欲望，消解或削弱人的精神意义和价值，还美其名曰人性化、凡俗化，其实已经背离了鲁迅关于“立人”的精神，把人变成了物的奴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