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栏目
我们的身体
作者：长江日报
来源：温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时间：2012-06-10
这两天，本埠媒体在报道一个器官捐献的事情。
16岁的江夏少年王政，遇车祸颅脑严重受损，医生宣布王政脑死亡后，他的父母捐出儿子的心、肝、肾及眼角膜。报道说，这是我省捐献器官最多的人，首例遗体心脏捐献者；报道还说，这次捐献最终会拯救至少6人的生命。
捐献器官是一个重大决定。做出这个决定的，是王政的父母王良喜和胡运枝。器官供需不对等是根本性困境，器官交易被法律严格禁止，自愿捐献几乎成为器官唯一的、合法的来源。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王良喜和胡运枝的决定，足以令人肃然起敬。
捐献器官也是一个艰难甚至痛苦的抉择。从王良喜口中，我们知道，捐献器官与“家乡的丧葬风俗完全相背”；是否捐献器官，王家还面临亲族内部的巨大分歧。不需过多分析和“移情”，抉择背后的激烈内心冲撞，不难想见。
把器官捐献出来，等于把身体的一部分交给了社会，也就是身体从个人性过渡到了社会性。这其中，实现转换的一个关键，是医学。在这次捐献事件中，如何看待器官，呈现出两套不同的话语系统。
首先是涉及死亡的理解。在王政的父母看来，王政并没有真正“死亡”，因为心脏还在跳动；在医学技术看来，王政已经“脑死亡”，可以判定他已经“死亡”。
其次涉及器官问题本身。王政父母的纠结，主要从人伦情感等出发，尽可能地维持生命状态；医学当然不可能排斥情感，但在医学技术的认知里，“器官捐献讲究实效”，脑死亡者需要大量药物维持生命体征，但药物会损害病人的器官，因此，“维持的时间越长，药量越大，移植的器官质量就越差”。
器官移植被认为是人类医学的重大突破，但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包括文化观念在内的重大问题。身体的文化意义，或者说身体的哲学意义，并不只是形而上的“谈玄”。近代西方启蒙哲学对人作出心灵与身体、精神与肉体的二元区分，将身体世俗化、机械化了，使之能够成为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这为医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器官移植等技术的探索与发展才成为可能。对身体的观念，迟早可能进入到社会实践层面，成为每个人都可能经历到的社会事实。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哪怕死亡，也要尽可能地保持身体的完整性。这是中国人的身体观念。我相信，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都有自己未必都相同的身体观念，因而对身体的“组件化”和器官的转移，会有不同的文化态度。
器官移植技术作为一种现代规范化、流程化甚至是标准化的医学技术，一个重大后果，是很可能带来身体观念所表征的社会文化观念的趋同。经济全球化可以带来同样的效果，因此文化多样性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等概念应运而生。由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在早期，往往伴随有军事和文化征服，外在表现更激烈，遭遇的文化抵抗也就更激烈。
与之相反，医学技术被视为一种工具性的技术，增进了人类的生命健康福利，发生在封闭的空间，所以文化观念的改变与整合，显得比较平滑，不那么引人注目，一些不同观念反而被认为是“传统的、落后的”，因而需要加以改变，以顺应文明和进步。
目前的器官移植，以自愿捐献为前提，这是为身体的个人性保留了空间，也就是仍然承认身体的个人自我决定，任何他人包括国家的强制都不具有伦理合法性。我们仍然可以设想一种可能：除了死亡，身体将被社会和国家彻底征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很有可能从一出生，通过国家强制性，就自动与社会达成器官捐献的契约，器官成批量地进入到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循环系统。
问题不仅存在于器官捐献者一方，同样也出现在被移植者一方。一个饶有趣味的可能性是，如果一个移植了他人的心脏、肢体等器官的人，他应该为自己的任何行为负责吗？又应该负责到什么程度？
人的身体是包括思维活动在内的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身体意味着什么？身体的完整性意味着什么？等等，技术的进步比如未来器官克隆的成功，都不可能回答和穷尽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人是什么？”
16岁的江夏少年王政，遇车祸颅脑严重受损，医生宣布王政脑死亡后，他的父母捐出儿子的心、肝、肾及眼角膜。报道说，这是我省捐献器官最多的人，首例遗体心脏捐献者；报道还说，这次捐献最终会拯救至少6人的生命。
捐献器官是一个重大决定。做出这个决定的，是王政的父母王良喜和胡运枝。器官供需不对等是根本性困境，器官交易被法律严格禁止，自愿捐献几乎成为器官唯一的、合法的来源。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王良喜和胡运枝的决定，足以令人肃然起敬。
捐献器官也是一个艰难甚至痛苦的抉择。从王良喜口中，我们知道，捐献器官与“家乡的丧葬风俗完全相背”；是否捐献器官，王家还面临亲族内部的巨大分歧。不需过多分析和“移情”，抉择背后的激烈内心冲撞，不难想见。
把器官捐献出来，等于把身体的一部分交给了社会，也就是身体从个人性过渡到了社会性。这其中，实现转换的一个关键，是医学。在这次捐献事件中，如何看待器官，呈现出两套不同的话语系统。
首先是涉及死亡的理解。在王政的父母看来，王政并没有真正“死亡”，因为心脏还在跳动；在医学技术看来，王政已经“脑死亡”，可以判定他已经“死亡”。
其次涉及器官问题本身。王政父母的纠结，主要从人伦情感等出发，尽可能地维持生命状态；医学当然不可能排斥情感，但在医学技术的认知里，“器官捐献讲究实效”，脑死亡者需要大量药物维持生命体征，但药物会损害病人的器官，因此，“维持的时间越长，药量越大，移植的器官质量就越差”。
器官移植被认为是人类医学的重大突破，但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包括文化观念在内的重大问题。身体的文化意义，或者说身体的哲学意义，并不只是形而上的“谈玄”。近代西方启蒙哲学对人作出心灵与身体、精神与肉体的二元区分，将身体世俗化、机械化了，使之能够成为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这为医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器官移植等技术的探索与发展才成为可能。对身体的观念，迟早可能进入到社会实践层面，成为每个人都可能经历到的社会事实。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哪怕死亡，也要尽可能地保持身体的完整性。这是中国人的身体观念。我相信，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都有自己未必都相同的身体观念，因而对身体的“组件化”和器官的转移，会有不同的文化态度。
器官移植技术作为一种现代规范化、流程化甚至是标准化的医学技术，一个重大后果，是很可能带来身体观念所表征的社会文化观念的趋同。经济全球化可以带来同样的效果，因此文化多样性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等概念应运而生。由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在早期，往往伴随有军事和文化征服，外在表现更激烈，遭遇的文化抵抗也就更激烈。
与之相反，医学技术被视为一种工具性的技术，增进了人类的生命健康福利，发生在封闭的空间，所以文化观念的改变与整合，显得比较平滑，不那么引人注目，一些不同观念反而被认为是“传统的、落后的”，因而需要加以改变，以顺应文明和进步。
目前的器官移植，以自愿捐献为前提，这是为身体的个人性保留了空间，也就是仍然承认身体的个人自我决定，任何他人包括国家的强制都不具有伦理合法性。我们仍然可以设想一种可能：除了死亡，身体将被社会和国家彻底征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很有可能从一出生，通过国家强制性，就自动与社会达成器官捐献的契约，器官成批量地进入到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循环系统。
问题不仅存在于器官捐献者一方，同样也出现在被移植者一方。一个饶有趣味的可能性是，如果一个移植了他人的心脏、肢体等器官的人，他应该为自己的任何行为负责吗？又应该负责到什么程度？
人的身体是包括思维活动在内的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身体意味着什么？身体的完整性意味着什么？等等，技术的进步比如未来器官克隆的成功，都不可能回答和穷尽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人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