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看待“至公至明”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等人历时19年编纂的编年体通史，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的历史。在书里，司马光经常以“臣光曰”的名义，表达自己的观点。第73卷中，司马光提出了“至公至明”的用人观，强调“为人上者”的决定性作用，在中国古代颇具代表性。

　　司马光说：“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竟进而善恶混淆；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要之，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苟为不公不明，则考课之法，适足为曲私欺罔之资也。”

　　对于“至公至明”的重要性，司马光如此解释：若是“为人上者”具备了内在的“公明”，就能“不以亲疏贵贱异其心，喜怒好恶乱其志”，根据下属们不同的特点和以往的功绩，将他们放在合适的岗位上。有人质疑：“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国，内外之官以千万数”，不可能都亲自安排。司马光的回答是：“为人上者”不是特指君王。太守、刺史、九卿、三公等，都居于下属之上，只要他们“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而君王也以“至公至明”之道选用这些官员，那么自然就达到理想的用人状态了。还有人提出用政绩考察官员的做法不应该废弃。司马光认为，具体环境已经变化，这些规定“名同实异”，实行起来，会“不得其本而奔趋其末”。

　　客观地说，司马光对于时弊的揭露十分尖锐。在“万事皆决于上”的古代，为了谋取官位，凡是上级喜欢的，必然会有很多下级投其所好，导致“善恶混淆、真伪相冒”。在看到用人制度被当成“曲私欺罔之资”后，司马光将改革用人之道的希望，寄托在了统治者能够“至公至明”上。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就是给宋神宗看的，他自然想通过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及自己的观点表述，希望皇帝能“至公至明”。然而，纵观中国历史，将“至公至明”希望寄予统治者，是很难实现的愿望。即便放在当下，我们也需要理性看待，客观分析，如何才能实现它。

　　实现“至公至明”，首先要有确切的标准。怎样做就公，如何干是明，要有统一的标准去衡量，然后再拿它来审视用人是否公正，以避免偏差，使“至公至明”名副其实。其次，制度的约束力比个人要强得多。任何一个人，都是优缺点的集合体，有情感好恶，有情绪变动，有认识差异。在一两件事情上“至公至明”有可能，若是要长时间“考察黜陟”，而不掺杂个人情感因素，排除各种干扰，不消细想也是难以做到的。相比单个人思想、行为的随意性，制度在约束人的行为方面要可靠、管用得多。因此，“至公至明”的实现，最终要依靠制度，而不是依赖个人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