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微“琐事”见公仆情怀

    1974年到1976年，周恩来把生命中剩下少得可怜的时间和精力，继续用来处理党和国家生活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和重要国际事务，但也办了很多看似微不足道的“琐事”。

　　祭老舍。著名作家老舍在“文革”中遭到迫害，于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投太平湖自杀。周恩来闻讯十分悲痛，当着工作人员的面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社会交代啊！”此后，他一直记着老舍。1975年8月24日，重病缠身的周恩来让医护和身边工作人员陪他去北海公园散步，走着走着，突然在一处湖边停下，默默地望着静静的湖水出神。他告诉随行人员：“今天是老舍先生的忌日。你们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让我详细讲给你们听。”他一边望着湖中粼粼的碧波，一边心情沉重地讲述着老舍的故事。他知道，老舍死后还一直戴着“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的黑帽子。这对老舍来讲，是一场不白之冤；对广大知识分子来讲，也是沉重打击。所以多少年来，此事像石头一样压在他的心头。现在，他重病在身，回天无力，只能利用这最后的机会，在老舍当年罹难的地方，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祭奠，借以寄托自己的哀思、表明对广大知识分子的尊重与厚爱。老舍夫人提起这件往事，曾无限感慨地说：“那是总理跟舍予作最后一次知根知底的交谈。”

　　荐杨度。杨度早年曾力主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他联络孙毓筠等5人组成“筹安会”，积极策划恢复帝制，被称为“筹安六君子”。袁世凯死后，他遭到通缉，到处流浪。后来，他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晚年对蒋介石独裁和残杀共产党人的行为十分愤恨和不满，毅然于1929年加入共产党。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为党的事业而奔波，营救了一些革命同志。由于他入党后只和周恩来单线联络，所以外界知道他是中共党员的人极少。周恩来一直怕这一重要史实湮没，始终牵挂着。1975年10月7日，他经抢救从昏迷中醒来，随即对秘书说：“你告诉王冶秋，‘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做了大量工作。请王冶秋将此情况转告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编写‘杨度’这一人物条目时，要将这一史实写入，以免日后湮没无闻。”

　　捐国宝。周恩来六伯父周嵩尧，民国初曾任袁世凯大帅府秘书、江苏督军李纯的秘书长，后因看不惯军阀的明争暗斗，弃官回到扬州，倾毕生积蓄收藏一批周代玉圭、秦代诏版、汉代钱币、宋代名家字画等国宝级文物。新中国成立后，周嵩尧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首批馆员。他在1953年逝世前，把收藏的这些国宝赠送给周恩来。周恩来病重后惦记这件事，临终前特嘱咐邓颖超：“将这批文物全部交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全权处理。”

　　这几件事，比起治国安民的大政方针，按说都是些不起眼的“琐事”，不值得一个日理万机的大国总理亲自去处理，更无法想象竟然会成为他临终前一定要做的事情。但周恩来却在去“马克思那里报到”前，用尽最后一点心力，认真办好这些“琐事”。这让人看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身上那不拒细流、不弃小事的公仆情怀。这又何尝不是周恩来留给我们的一种宝贵精神财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