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危机的根源

        芮成钢：本次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持续快一年了。作为一位资深的银行家，回顾这场危机的过程以及一些新的情况，你觉得本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市场经济出了问题，还是监管出了问题，抑或说金融本身出了问题？

        陈元：我觉得这些方面的因素都存在。从最根本的方面讲，这次金融危机是在西方国家爆发的，首先暴露的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表明了发达国家需求不足的问题。现在可以说全世界都在为美国等发达国家打工，向它们提供消费品，但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市场都有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体系充分运用金融的方法来扩张需求，将大量的本土消费需求转换成资本市场上的工具和债券，销售到全世界，动员全世界为美国的消费融资，这样的做法使美国的金融体系、尤其是金融市场的监管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需要认真解决的，否则美国经济便无法持续发展，世界经济也会面临长期的负面影响。现在美国正在对过度的负债消费进行反思，纠正一些过去的错误，加强金融体系的监管，这表明它也认识到了上述做法的弊病。

        从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的角度看，本次西方的金融危机还证明了一点：政府和市场之间要达到适当的均衡，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以盈利为惟一目标的市场均衡，在像消费这样的与社会公平有很大关系的领域里，往往难以取得比较好的社会效果，从而造成了诱发本次金融危机的深刻的社会根源。

        另外，本次金融危机还说明了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比如美国的消费已经变成了经济的主体，但美国的资本市场却不是为消费融资的，美国的股票市场主要是为产业融资的，这使一些债券变成了质量非常差的高风险债券，从而造成了严重的隐患。消费总是与社会公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方面的底线是，不能只根据市场的逻辑，就将普通的劳动者、中低收入的家庭扫地出门。只将资本市场上的企业破产与市场出清作为前提条件，是不能实现社会公平这个目标的。所以说，美国的资本市场仍然与消费需求不大适应，美国的金融体系与经济发展阶段之间出现了错位和脱节，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加在一起，就诱发了金融市场的巨大波动和经济的剧烈震荡，恐怕需要几年的调整才能恢复正常。

        芮成钢：世界上的每次危机都往往会让人过早地宣布一个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始，但事后我们往往发现，我们曾经责备的那些新产品、新理论与新制度，最后常常会以更大的规模卷土重来。比如美国互联网泡沫崩溃的时候，大家都说互联网的末日到了，但其实正是在危机过去之后，互联网迎来了新的发展的春天。可以预想，在这一轮的经济危机过后，我们会有更大规模的金融创新和更多的衍生产品。考虑到这样的前景，你认为中国的金融界和实体经济，可以从本次金融危机中得到哪些教益？

        陈元：我认为在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必定会对金融业进行重大的反思和改造，金融业也一定会重新发展。这个发展有一个底线，就是金融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必须和实体经济密切结合起来，不能变成一个脱离实体经济独自发展的领域。此外，金融业要进行更为严格的风险控制，不能再重复次级贷款的错误，将高风险的金融产品包装成无风险的产品销售出去，必须建立一个全球统一的、严格的、透明的、公正的监管体系。另外一个与中国密切相关的教训是，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发展阶段与金融体系之间的协调，中国现在还处在产业阶段和建设阶段，可以说是产业阶段的早期，建设阶段的中后期，而美国已经处于消费阶段，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将美国那个阶段的东西用在中国，还是要围绕我们自己的需要，来构造自己的金融体系。我们的金融体系首先要为快速增长的经济提供资金，解决企业的各种融资瓶颈，为各种类型的企业提供充分的融资渠道。

        芮成钢：很多人把当前的金融危机归罪于金融衍生工具，你对此怎么看？我们还要不要发展衍生工具？

        陈元：不论是金融衍生工具还是一些资本市场上的债券工具，我认为都应该发展。但是应当考虑到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个前提之下进行思考，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重新找到立足点，认真发展这些工具。无论如何，这些金融工具具有发现价格的作用，以及在市场中降低成本、避免风险的作用，这些作用是要继续发挥的。衍生工具只是一个手段，能产生好作用也能产生坏作用，关键是看它为谁服务，要是为不良资产服务，就可能造成天大的泡沫，要是为优质资产服务，而且得到适度的使用，它就能很好地发挥市场媒介的作用，平抑市场产品的价格，甚至稳定市场信心，转移风险，使风险平均化。我们不能将一切都归罪于衍生工具，我们要发展金融业，依然是需要这种手段的。

横向合作

        芮成钢：你曾经说过，要把国家开发银行打造为国际一流的银行。现在，在金融危机的情势下，曾经被我们视为楷模的许多华尔街一流的银行和投行，反而变成了众矢之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定义国际一流银行？

        陈元：我认为，要衡量国际一流银行，还是有一些客观的标准的。西方当前的主要银行，在本轮金融危机中都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其股价都出现了相当程度的下跌，发生了流动性危机，有的甚至被政府接管，虽然并非全部如此，但大多数银行都遭遇了严重损失。我们由此可以得到的教训是，国际一流银行不应该只以西方最好的银行为标准，而是要有一个国际的客观标准，如果我们做得好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成为国际一流的银行。国际一流银行首先要健康，这表现为要有优质的资产，获得市场上投资者的信任，而且要对社会问题有客观、公正和深入的理解，为解决社会问题付出一定的努力，并获得公众的赏识。这就是国际一流银行的标准，这个标准是跨越国界的，在这方面，国家开发银行还要继续向做得更好的银行学习，吸取经验教训，并更多地注入中国的色彩、中国的特点和中国的风格。在这一点上，我们会越来越有信心。

        芮成钢：我们注意到，在今年上半年，国家开发银行分别向俄罗斯和巴西的石油公司进行了投资，而且力度非常大。世界上的一些媒体也在猜测，这样的投资传递出一种什么样的信号，是不是中国正在加强与其他 “金砖”国家的合作。你认为这些投资主要传递了什么信息？

        陈元：这些投资所传递的信息是，中国将加强在资源和能源方面的国际合作。因为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而中国的资源按人均水平算，在国际上是相当低的，要想加快小康社会建设，加快经济发展、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我们就必须与国际上的能源大国和资源大国建立合作关系。我们与俄罗斯公司的合作，就是中俄战略合作经过长期酝酿而创造的成果。我们在能源方面已与俄罗斯合作了十多年，现在建立起一个具体的有关石油和贷款的合作关系，赢得了两国政府、企业家和民众的满意，也在国际市场上得到好评，所以这是一种所有人互利共赢的成功的投资，与巴西的合作也是如此。不过，我们的对外能源合作并不限于“金砖四国”。我们经过好几年的准备，与产油国委内瑞拉也建立了大规模的合作关系。

        在当前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有了这些合作，我们买石油就不必去芝加哥和纽约的期货交易所，买金属矿产资源也不必去伦敦的金融交易所，而是可以直接谈判，直接合作，这样的合作会更有成效。我曾向巴西总统卢拉表达过直接合作的想法，他是非常赞成的，这种合作正是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达成的共识。过去世界经济发展的金字塔是以纽约和伦敦为顶端的，而现在金字塔的下层之间也构筑起了横向的关系，这样我们就建立了一个新的多元化的经济体系，这是所有人都乐于看到的。 “金砖四国”之间的合作、20国集团框架之下的合作以及更广阔的框架之下的合作，为国际化和全球化注入了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和中国的特点，这不仅将影响这些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而且会逐渐促使全球化产生一些新的发展方向和模式。

批发式贷款

        芮成钢：除了这些国际投资之外，国家开放银行在国内其实也对许多企业提供过许多贷款支持，尤其是大力支持汽车产业，如奇瑞汽车公司等。但今年以来的底特律悲剧也告诉我们，汽车产业的发展如果把握不好方向，最终也许会走上难以预料的结局。你觉得中国的汽车产业应当从美国汽车业的遭遇中汲取什么教训？

        陈元：美国的汽车产业可以说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的新兴产业，从20世纪初开始迅猛发展了起来。同时，汽车业也是美国经济的一个产物，因为美国是一个国土非常广袤的国家，修建了大量的高速公路，带动了汽车业的发展。从两个方面讲，美国的汽车业代表了进步。但美国汽车业也有不代表进步的一面，那就是它能耗高、追求豪华，而且汽车公司的管理成本比较高，工资比较高，销售不灵活，研发速度慢，这些问题都是美国汽车业带有惰性和短视因素的一面，理应成为中国汽车业的借鉴和教训。

        我们支持奇瑞等中国汽车公司的发展，首先就是在中国的广袤国土上，修建了许多的高速公路，中国的高速公路总长度很快就要达到世界第一。而我们要吸取的教训是，中国没有像美国那么多的能源，也没有那么强势的美元，美国只要发行货币就能解决不少经济问题，我们是不拥有这种能力的，我们需要出口商品才能获得购买石油所需的外汇。因此中国必须大力节约能源，保护环境。中国的人口密度高于美国，虽然现在城市化程度还不高，但几十年之后，也许不会比美国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有节能环保的交通工具，我们必须在新的基础上考虑以替代能源驱动的新一代汽车的发展。美国底特律两大汽车公司的破产和兼并，标志着汽车单纯依靠化石燃料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今后电动汽车及利用替代能源的汽车将会兴起，我们应该适应这个阶段的发展需要，不要重走别人失败的老路。

        芮成钢：讲到支持产业，我们注意到，国家现在也很注重为中小企业的融资贷款提供支持。国家开发银行主要是为大企业的事关国计民生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大项目提供贷款支持，那么在中小企业方面，你们是不是会出台一些更有力度的扶持政策？

        陈元：国家开发银行确实是一直为大企业融资。我们只有6000名员工，却有3000家客户，包括国内外很多大型企业。但我们在七八年前就提出，要把县域经济和中小企业作为我们发展的 “蓝海”，要用一种现代化的、批发式的方法，解决千家万户的零散问题。我们可以不认识中小企业，但一定要向它们提供联系我们的渠道，而且必须是成本和门槛很低的渠道。现在我们正在实施这一政策。我们已经为中小企业提供了900多亿元的贷款，解决了200多万人的就业问题，我觉得这就是履行了我们最大的社会责任。因为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社会问题。大企业是支撑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和缴税的骨干，但它们不能解决千家万户的就业问题，越是大企业越需要用人少，越要强调自动化和劳动效率，社会发展的真正难题在于中小企业。

        国家开发银行在国内首先引进国际金融公司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做法，引进国际上最先进的中小企业的融资方法，在江西、浙江和内蒙古都实行了试点，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现在这种做法正在像星火燎原一样，在全国各地铺开，广受欢迎。平均而言，我们只对每家企业提供7万元贷款，但已经带动了超过100万家企业的发展，而最有意思的是，我们的不良贷款率极低，只有0.2％。这是因为中小企业非常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渠道，珍惜自己的市场信誉，我们用种种增进信任的方法让客户遵循市场经济的信贷原理，从而能够按时还款。在这方面，我们的贷款偿还状况极好，甚至比大企业的情况更好。我们要号召全国的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都来做这件事，让全国13亿人都能覆盖在普惠制的金融体系之下，这是我们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不能丢掉。

 ——摘自2009.7.20《经济观察报》第41版